先秦竹简【竹简学里的先秦思想】
汤浅邦弘是日本著名竹简研究专家，现任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。汤浅邦弘的研究领域以中国思想史为主，主要通过解读出土竹简文献研究诸子百家思想。《竹简学》一书收录了汤浅邦弘最近十年来关于竹简研究的重要论述。全书整体上分为三部分：第一部分以儒家思想与古圣王的传说为题，以上博楚简与清华简为中心，对儒家思想的形成史以及尧舜禹及周文王等古圣王的传说加以考察。第二部分，以王者的记录与教诫——楚王故事研究为题，以上博楚简中富有特色的六篇楚王故事为主，对其特色、文献性质加以分析。第三部分，以新出秦簡、汉简中体现的思想史为题，以岳麓秦简、银雀山汉简、北大简为主加以分析，其内容分别涉及占梦、军事、《老子》等思想史课题。
随着近年竹简的相继出土和发现，中国古代思想史也不得不从根本上进行改写。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不了解竹简便无法叙述古代思想的时代。但是因为所研究的资料不够全面，加之竹简仍在持续出土和被发现，本书只是作者研究的阶段性成果。通过对竹简的研究，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很多假设，尚没有一个完整肯定的论断。出这本书，是因为在日本，竹简的社会关注度和研究人员都在下降。在日本，相比木简而言，竹简的知名度较低。各个方面的竹简作为研究材料汹涌而至，而在日本学界，专门研究出土资料的研究人员却少之又少。“此种状况再持续10年，从事竹简研究的人员数量进一步减少，最终也会导致中国思想史研究走向衰退。这种种危机正是促使笔者构思本书最大的要因。”
依我看来，本书的价值在于，为先秦思想的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见解。
尧舜禹到底是怎么样的传承呢？作者通过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中《举治王天下》一文的研究，得出这样的结论：若将基于“尧舜”“尧舜禹”“尧舜禹汤文武”一类系谱的记述称为“尧舜”型传说，而将尧和禹直接组合的传说称为“尧禹”型传说，那么在中国古代，“尧舜”型传说较为有力，同时也并存有“尧禹”型传说。他说的“尧禹”型，绝非尧禅让于禹的意思，而是有别于王位继承关系，仅作为尧和禹被连称的，或进行直接问答的传说意义上的拟称。另外，如果假定舜和禹在年龄上相差无几，在尧的治世下同为臣下存在，则可以说“尧舜”型与“尧禹”型并不矛盾，大致上并无太大的相违。汤浅邦弘还援引《说苑》中的内容作为例证，《说苑·君道》中明确记载了在尧的治世下舜和禹作为臣下同时存在。如此谨慎的结论，自然是因其谦虚谨慎的治学精神，但实在是太模棱两可了，让人读得如入云里雾里。
通过对北大简《老子》的研究，作者指出，《老子》的思想一向被认为有“反儒家的思想”，其实并非如此。“如进一步大胆推测，则在郭店本成书时期的战国中期以前，有可能尚不存在‘儒家’对‘道家’这种深刻对立的构造，而在之后的诸子百家深刻的对立当中，‘反儒家’因素才逐步被附加到《老子》中。”
对于这一问题，汤浅邦弘的研究结果是，当时的儒家集团和《论语》的撰写者以及读者来说，很有可能把君子形象和孔子形象重合在了一起。孔子的弟子们，正是基于这样的具体的君子形象，将其言行当作自己的目标的。所谓“君子”，不是仅仅把具有高尚人格者作为一种理念型的东西提出来，而是显示了儒家自身迫切追求的“从政者”形象。而其“君子”的具体形象，则可以说很有可能是强烈地意识到了孔子的形象。
在故纸堆里寻发现，在残缺不全的竹简中破译文化之谜。虽难有重大发现，只是点滴所得，但“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”，汤浅邦弘耐得住寂寞的执着精神值得尊敬。
随着近年竹简的相继出土和发现，中国古代思想史也不得不从根本上进行改写。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不了解竹简便无法叙述古代思想的时代。但是因为所研究的资料不够全面，加之竹简仍在持续出土和被发现，本书只是作者研究的阶段性成果。通过对竹简的研究，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很多假设，尚没有一个完整肯定的论断。出这本书，是因为在日本，竹简的社会关注度和研究人员都在下降。在日本，相比木简而言，竹简的知名度较低。各个方面的竹简作为研究材料汹涌而至，而在日本学界，专门研究出土资料的研究人员却少之又少。“此种状况再持续10年，从事竹简研究的人员数量进一步减少，最终也会导致中国思想史研究走向衰退。这种种危机正是促使笔者构思本书最大的要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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尧舜禹到底是怎么样的传承呢？作者通过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中《举治王天下》一文的研究，得出这样的结论：若将基于“尧舜”“尧舜禹”“尧舜禹汤文武”一类系谱的记述称为“尧舜”型传说，而将尧和禹直接组合的传说称为“尧禹”型传说，那么在中国古代，“尧舜”型传说较为有力，同时也并存有“尧禹”型传说。他说的“尧禹”型，绝非尧禅让于禹的意思，而是有别于王位继承关系，仅作为尧和禹被连称的，或进行直接问答的传说意义上的拟称。另外，如果假定舜和禹在年龄上相差无几，在尧的治世下同为臣下存在，则可以说“尧舜”型与“尧禹”型并不矛盾，大致上并无太大的相违。汤浅邦弘还援引《说苑》中的内容作为例证，《说苑·君道》中明确记载了在尧的治世下舜和禹作为臣下同时存在。如此谨慎的结论，自然是因其谦虚谨慎的治学精神，但实在是太模棱两可了，让人读得如入云里雾里。
通过对北大简《老子》的研究，作者指出，《老子》的思想一向被认为有“反儒家的思想”，其实并非如此。“如进一步大胆推测，则在郭店本成书时期的战国中期以前，有可能尚不存在‘儒家’对‘道家’这种深刻对立的构造，而在之后的诸子百家深刻的对立当中，‘反儒家’因素才逐步被附加到《老子》中。”
对于这一问题，汤浅邦弘的研究结果是，当时的儒家集团和《论语》的撰写者以及读者来说，很有可能把君子形象和孔子形象重合在了一起。孔子的弟子们，正是基于这样的具体的君子形象，将其言行当作自己的目标的。所谓“君子”，不是仅仅把具有高尚人格者作为一种理念型的东西提出来，而是显示了儒家自身迫切追求的“从政者”形象。而其“君子”的具体形象，则可以说很有可能是强烈地意识到了孔子的形象。
在故纸堆里寻发现，在残缺不全的竹简中破译文化之谜。虽难有重大发现，只是点滴所得，但“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”，汤浅邦弘耐得住寂寞的执着精神值得尊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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