雍正朋党_雍正如何敲破朋党板块
欧阳修的《朋党论》说“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”，以此进一步推论出为君者“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”的道理。而在真实的历史中，领导者很难单纯以“同道”或“同利”来对“朋党”进行道德判断，进而做出升降进退的决策，相反，正应抛开简单的道德评判，正视“历代人臣植党，因之遂致乱亡”的客观事实。且看雍正皇帝如何使出“组合拳”，打破朋党板结，消减官场积弊。
古时官员在位日久，阶级便易固化——你升到哪一阶，他爬到哪一级，都安钉子似的，钉固了；非圈外不能进位，非山头不能占位，非派别不能分位。清代顺治而至康熙，几十年的时间，朋党之固化，让一代雄主康熙都头疼：“朕听政四十余年，观尔诸臣保奏，皆各为其党。”不是同学不推荐，不是老乡不提拔，不是亲属不列入后备干部名单，文臣如此，武将又如何？康熙无可如何，徒叹奈何：“（督抚提镇等拣选武弁）皆各为其子弟夤缘保送者多。即部院大臣，亦多为其子弟互相援引。”其他人哪进得来？
朋比党援，是个老话题。大宋曾非议朋党，欧阳修作《朋党论》为之正名，弄出小人朋与君子党的概念，说只要排除了小人朋，大可行君子党——谁是君子，谁是小人？君子固然自许君子，小人却从不自称小人，演变到后来，便是：在位的我们，都是君子；不在位的你们，都是小人。自然，还牵涉到一个团结问题，进得机关的，都是仇雠，互视为敌，事事掣肘，事事都推不动，做不成，也成问题。朋党成问题不成问题，也看朋党板块，板结到一个什么程度。
朋党到了康熙后期，已是坚冰一块，不但在官人推荐与提拔中非朋党不行，就是在监察与弹劾这事上，也是同党相庇，异党与斥。说来，吏部提拔与御史弹劾，是朋党之两翼，同党提同党，同党便壮大；异党排异党，同党便扩容。搞到后来，都不干活，都在搞人，“科道纠参，皆受人指使”。康熙前头之顺治，对朋党很是警惕，甚至提高到亡国之高度：“历代人臣植党，因之遂致乱亡。”顺治皇帝多次强调：“朕观宋、明亡国，悉由朋党。”
朋党在顺治朝解决了没？没有。康熙朝呢？鳌拜那会儿，“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”，国家大事不决于朝，而决于其家，“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”。康熙登位四十年，感受到了朋党之厉害；康熙在位六十一年，好像仍是党同伐异。谁同谁异？子弟兵同，孔方兄同，同进士同，“朝廷立贤无方，不分南北”，立贤无方么？恰分南北，“朕近日处分各官，虽多南人，皆以事情论，非以地方论”（此话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？）；不过皇帝有时也是清醒的：“观近日外官，满洲所参，大抵多汉人，汉人所参，大抵多汉军。皆非从公起见。”
康熙自出题，康熙没破题。雍正登基，来了新人，多能刷新政局。
雍正整顿吏治，先从朋党着手，“第一涤除科甲袒护之习为要务”。雍正新皇上任，对朋党敲，敲，敲，连敲三大锤，朋党自然不曾敲个稀巴烂——也不能敲得稀巴烂，全敲烂了，官员一点儿团结都没有也不是好事——其坚冰却是敲破了。
雍正第一敲，便是敲锣鼓。首先亮出观点，喊出口号，表明态度，把论立起。雍正元年（1723），他集满汉大臣，大开朝会，发表讲话：“朋党最为恶习，明季各立门户，互相陷害，此风至今未息。……尔诸大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，即宗室中亦或有之。”——成绩貌似没怎么谈，而是直截了当谈问题，不止谈大臣问题，语锋所及，直抵宗室，向自家开刀，其警人，还蛮有效果的吧。
锣鼓不是敲一回。只敲一回，让人以为这是雍正临时起意，一时之想，非深思熟虑之物。雍正是锣鼓常敲，戏常唱；雍正二年，其专著《朋党论》，与欧阳修相辩；雍正五年（1727），他又颁发谕旨，告谕大学士与六部九卿：“人臣朋党之弊，最足以害人心，乱国政。……当日苏努、阿灵阿、鄂伦岱等，同恶相济，结为邪党。……故临御以来，将伊等朋党为奸之处，屡次宣示中外。……惟冀大小臣工，以伊等为炯戒，共绝背公植党之私，时怀公忠体国之念。”
上面的态度是蛮重要的，喊出口号来，也是定方向嘛。不过，口号迎面撞上人，又如何？口号要号，但关键处是此号要敢于撞上人口——直接与人面对面，嘴对嘴碰撞一次几次。有位叫赵國麟的，其时为某地布政使，雍正对他算有好感，拟起用，却提出一问，叫人专题考核：“赵国麟一片忠诚，人品端方，但不免科甲向来气息，当留心察看。”这人不错，陶正中不错，于其珣不错，然则，他们搞不搞同年同学同人同乡那一套？“陶正中、于其珣二人恐蹈科甲陋习，当留心观察”，这回暂不提拔，缓一缓看，“王蓦乃一干员，但虑其科甲习气未除”，观察一段时间吧。
雍正对朋党问题敲锣鼓，对搞朋党之臣，常敲脑壳。提拔的时候，多将朋党习气为尺为斗，去量其人朋党之思多长，其人朋党之习多厚，再是一票否决，雍正破局朋党，力度算大吧？也不单是提拔时分，对吏部提出戒除朋党之用人尺度，雍正平时对事又对人，点起那些搞朋党者之大名，把其脑壳敲得梆梆响：“类汝等科甲出身之大员不可胜数，如杨名时、李绂、魏廷珍、郑任钥、汪漋、陈世倌，并旗下举人如张楷之庸流，皆为同年故旧、老师门生之牵扯，争相偏袒姑容……此风不息，将来斯文扫地矣。”开大会的时候，朝天喊，不能搞朋党啊，朋党问题很严重，特别严重啊，必须坚决刹住歪风啊，严格禁止啊，喊得再声嘶力竭，不点到人头，谁心会震动？一个一个点到脑壳上去，不以“某”字代称，而直呼其姓其名，被点名者不止红红脸，出出汗，而是面战战，心兢兢；其他不曾被点名者呢？也是惊出一身冷汗，一心紧缩得打颤颤。
对朋党之弊，要敲锣鼓；对朋党之人，要敲脑壳；对朋党之职，要敲名单。是真反朋党，还是假反；是真反宗派，还是假反；是真反山头，还是假反，最后或落实到用人上来。雍正对科甲之官，不是一味排斥，不过他并不以科甲出身为唯一，考试选人，固然算是公平，不过也有问题：考试才，考出来了；干事才，干得出来么？单凭公选考试，让一些只擅长考试者，居高声不远；却让一些能干活、苦干活者，职低地自偏。
雍正有两位干才，一是田文镜，一是李卫。田文镜文凭不高，监生出身，最初官阶低，县丞角色，却是干才，甚受雍正器重，“每事秉公洁己，谢绝私交，实为巡抚中第一”。田文镜在官府里属另类，另类之另，便是孤立，与其他官人声气不通，常遭他人背后说坏话：“大将军年羹尧曾奏田文镜居官平常，舅舅隆科多亦曾奏过。此皆轻信浮言，未得其实。”田文镜与其他官人关系甚疏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其不结朋党，不与他官勾肩搭背，勾勾搭搭。
若说田文镜到底还有科甲影子，那么李卫算是“文盲”了，“凡文移奏章不过目”，他看不懂，又如何签发文件？听人读啊，听到一些语句，马上叫停：这不行，这个得这么表述。果然这么表述，蛮贴切了：“不可于意者，命改，动中肯綮，虽儒者文吏皆心折骇伏，以为天授。”干才不一定是文才，文才不一定是干才，文才可提拔，干才不能提拔？也可以嘛。
雍正起用这两个人，也是起意打破科甲朋党。科举时代，科甲朋党是很厉害的，同年啊，座师啊，师门啊，雍正有意扩大选才范围，既选科才，也选干才，以破朋党之局。就说雍正的两位宠臣吧，也是非朋非党，田文镜与李卫两个是削尖脑壳都调不拢的：“河东总督田文镜柄用时，忌公，暗劾公（指李卫），上不为动。田惧，转来结纳，伺公居太夫人丧，遣人从厚赙吊。公骂曰：‘吾母虽馁，不饮小人一勺水也。’麾使者于大门之外，而投其名纸于溷中。”把田文镜的名片都投到茅厕里去了。
雍正将此二人都列为心腹之臣，固有统御之术，却也有防朋党之道。
古时官员在位日久，阶级便易固化——你升到哪一阶，他爬到哪一级，都安钉子似的，钉固了；非圈外不能进位，非山头不能占位，非派别不能分位。清代顺治而至康熙，几十年的时间，朋党之固化，让一代雄主康熙都头疼：“朕听政四十余年，观尔诸臣保奏，皆各为其党。”不是同学不推荐，不是老乡不提拔，不是亲属不列入后备干部名单，文臣如此，武将又如何？康熙无可如何，徒叹奈何：“（督抚提镇等拣选武弁）皆各为其子弟夤缘保送者多。即部院大臣，亦多为其子弟互相援引。”其他人哪进得来？
朋比党援，是个老话题。大宋曾非议朋党，欧阳修作《朋党论》为之正名，弄出小人朋与君子党的概念，说只要排除了小人朋，大可行君子党——谁是君子，谁是小人？君子固然自许君子，小人却从不自称小人，演变到后来，便是：在位的我们，都是君子；不在位的你们，都是小人。自然，还牵涉到一个团结问题，进得机关的，都是仇雠，互视为敌，事事掣肘，事事都推不动，做不成，也成问题。朋党成问题不成问题，也看朋党板块，板结到一个什么程度。
朋党到了康熙后期，已是坚冰一块，不但在官人推荐与提拔中非朋党不行，就是在监察与弹劾这事上，也是同党相庇，异党与斥。说来，吏部提拔与御史弹劾，是朋党之两翼，同党提同党，同党便壮大；异党排异党，同党便扩容。搞到后来，都不干活，都在搞人，“科道纠参，皆受人指使”。康熙前头之顺治，对朋党很是警惕，甚至提高到亡国之高度：“历代人臣植党，因之遂致乱亡。”顺治皇帝多次强调：“朕观宋、明亡国，悉由朋党。”
朋党在顺治朝解决了没？没有。康熙朝呢？鳌拜那会儿，“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”，国家大事不决于朝，而决于其家，“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”。康熙登位四十年，感受到了朋党之厉害；康熙在位六十一年，好像仍是党同伐异。谁同谁异？子弟兵同，孔方兄同，同进士同，“朝廷立贤无方，不分南北”，立贤无方么？恰分南北，“朕近日处分各官，虽多南人，皆以事情论，非以地方论”（此话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？）；不过皇帝有时也是清醒的：“观近日外官，满洲所参，大抵多汉人，汉人所参，大抵多汉军。皆非从公起见。”
康熙自出题，康熙没破题。雍正登基，来了新人，多能刷新政局。
雍正整顿吏治，先从朋党着手，“第一涤除科甲袒护之习为要务”。雍正新皇上任，对朋党敲，敲，敲，连敲三大锤，朋党自然不曾敲个稀巴烂——也不能敲得稀巴烂，全敲烂了，官员一点儿团结都没有也不是好事——其坚冰却是敲破了。
雍正第一敲，便是敲锣鼓。首先亮出观点，喊出口号，表明态度，把论立起。雍正元年（1723），他集满汉大臣，大开朝会，发表讲话：“朋党最为恶习，明季各立门户，互相陷害，此风至今未息。……尔诸大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，即宗室中亦或有之。”——成绩貌似没怎么谈，而是直截了当谈问题，不止谈大臣问题，语锋所及，直抵宗室，向自家开刀，其警人，还蛮有效果的吧。
锣鼓不是敲一回。只敲一回，让人以为这是雍正临时起意，一时之想，非深思熟虑之物。雍正是锣鼓常敲，戏常唱；雍正二年，其专著《朋党论》，与欧阳修相辩；雍正五年（1727），他又颁发谕旨，告谕大学士与六部九卿：“人臣朋党之弊，最足以害人心，乱国政。……当日苏努、阿灵阿、鄂伦岱等，同恶相济，结为邪党。……故临御以来，将伊等朋党为奸之处，屡次宣示中外。……惟冀大小臣工，以伊等为炯戒，共绝背公植党之私，时怀公忠体国之念。”
上面的态度是蛮重要的，喊出口号来，也是定方向嘛。不过，口号迎面撞上人，又如何？口号要号，但关键处是此号要敢于撞上人口——直接与人面对面，嘴对嘴碰撞一次几次。有位叫赵國麟的，其时为某地布政使，雍正对他算有好感，拟起用，却提出一问，叫人专题考核：“赵国麟一片忠诚，人品端方，但不免科甲向来气息，当留心察看。”这人不错，陶正中不错，于其珣不错，然则，他们搞不搞同年同学同人同乡那一套？“陶正中、于其珣二人恐蹈科甲陋习，当留心观察”，这回暂不提拔，缓一缓看，“王蓦乃一干员，但虑其科甲习气未除”，观察一段时间吧。
雍正对朋党问题敲锣鼓，对搞朋党之臣，常敲脑壳。提拔的时候，多将朋党习气为尺为斗，去量其人朋党之思多长，其人朋党之习多厚，再是一票否决，雍正破局朋党，力度算大吧？也不单是提拔时分，对吏部提出戒除朋党之用人尺度，雍正平时对事又对人，点起那些搞朋党者之大名，把其脑壳敲得梆梆响：“类汝等科甲出身之大员不可胜数，如杨名时、李绂、魏廷珍、郑任钥、汪漋、陈世倌，并旗下举人如张楷之庸流，皆为同年故旧、老师门生之牵扯，争相偏袒姑容……此风不息，将来斯文扫地矣。”开大会的时候，朝天喊，不能搞朋党啊，朋党问题很严重，特别严重啊，必须坚决刹住歪风啊，严格禁止啊，喊得再声嘶力竭，不点到人头，谁心会震动？一个一个点到脑壳上去，不以“某”字代称，而直呼其姓其名，被点名者不止红红脸，出出汗，而是面战战，心兢兢；其他不曾被点名者呢？也是惊出一身冷汗，一心紧缩得打颤颤。
对朋党之弊，要敲锣鼓；对朋党之人，要敲脑壳；对朋党之职，要敲名单。是真反朋党，还是假反；是真反宗派，还是假反；是真反山头，还是假反，最后或落实到用人上来。雍正对科甲之官，不是一味排斥，不过他并不以科甲出身为唯一，考试选人，固然算是公平，不过也有问题：考试才，考出来了；干事才，干得出来么？单凭公选考试，让一些只擅长考试者，居高声不远；却让一些能干活、苦干活者，职低地自偏。
雍正有两位干才，一是田文镜，一是李卫。田文镜文凭不高，监生出身，最初官阶低，县丞角色，却是干才，甚受雍正器重，“每事秉公洁己，谢绝私交，实为巡抚中第一”。田文镜在官府里属另类，另类之另，便是孤立，与其他官人声气不通，常遭他人背后说坏话：“大将军年羹尧曾奏田文镜居官平常，舅舅隆科多亦曾奏过。此皆轻信浮言，未得其实。”田文镜与其他官人关系甚疏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其不结朋党，不与他官勾肩搭背，勾勾搭搭。
若说田文镜到底还有科甲影子，那么李卫算是“文盲”了，“凡文移奏章不过目”，他看不懂，又如何签发文件？听人读啊，听到一些语句，马上叫停：这不行，这个得这么表述。果然这么表述，蛮贴切了：“不可于意者，命改，动中肯綮，虽儒者文吏皆心折骇伏，以为天授。”干才不一定是文才，文才不一定是干才，文才可提拔，干才不能提拔？也可以嘛。
雍正起用这两个人，也是起意打破科甲朋党。科举时代，科甲朋党是很厉害的，同年啊，座师啊，师门啊，雍正有意扩大选才范围，既选科才，也选干才，以破朋党之局。就说雍正的两位宠臣吧，也是非朋非党，田文镜与李卫两个是削尖脑壳都调不拢的：“河东总督田文镜柄用时，忌公，暗劾公（指李卫），上不为动。田惧，转来结纳，伺公居太夫人丧，遣人从厚赙吊。公骂曰：‘吾母虽馁，不饮小人一勺水也。’麾使者于大门之外，而投其名纸于溷中。”把田文镜的名片都投到茅厕里去了。
雍正将此二人都列为心腹之臣，固有统御之术，却也有防朋党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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