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湖县出过三位状元吗:太湖县三个状元
一般认为，安徽太湖县历史上出过三位状元：元顺帝元统二年（1334年）状元黄信一，清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状元赵文楷，清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状元李振钧。赵文楷、李振钧是状元，没有争议，而黄信一是不是状元，值得探讨。
中国对科举考试是极度重视的，历代都有进士题名录，一般来说不会有错。元朝虽然没有明清那么重视文化，但是也举行过多次科举考试，为国家选了不少人才。据统计，元朝最早的一次殿试在延祐二年，此时距忽必烈灭宋近四十年。终元一代，共举行科举考试16次，分别是延祐二年（1315年）、延祐五年（1318）、至治元年（1321年）、泰定元年（1324年）、泰定四年（1327年）、天历三年（1330年）、元统元年（1333年）、至正二年（1342年）、至正五年（1345年）、至正八年（1348年）、至正十一年（1351年）、至正十四年（1354年）、至正十七年（1357年）、至正二十年（1360年）、至正二十三年（1363年）、至正二十六年（1366年）。据此可知，元顺帝元统甲戌年（1334年）根本就没有举行殿试，既然连科举考试都没有，何来状元之说？元统元年（1333年）癸酉举行过殿试，按照三年一次的惯例，下一次要等到1336年，遗憾的是，元代科举考试时断时续，下一次要在六年之后的至正二年（1342年）才又开科取士。
那么，有没有可能黄信一是元统元年（1333年）癸酉参加了考试而后代人记错了呢？元统元年的进士题名录经清代学者钱大昕、藏书家黄丕烈题记，这一科蒙古人色目人的一甲第一名是同同，第二名就是后来在安庆守城尽忠的余阙。南人一甲三人，一名李齐，二名李祁，三名罗谦。二甲十五人，三甲三十一人，查遍这一年的题名录，没有一个姓黄的，可见不是年份记错了。
再者，元代普通人的名字里多夹数字。翻阅安庆地区家谱，比比皆是。如桐城张英家谱始祖曰贵四，宿松朱书始祖曰相三，吴姓曰迁一、迁二、迁三、福七。黄信一很有可能是一个普通人的名字。宿松张氏祖道二公，谱称其父元玉公系进士，曾任平阳郡守，但平阳郡志无记，只能说明很大程度上是伪托。
那么，府、县志及江南通志为何言之凿凿说黄信一是状元呢？查明天顺六年《直隶安庆郡志》、嘉靖三十三年《安庆府志》，记载科举及职官较为详细，怎么反而会把状元遗漏掉呢？比如，《直隶安庆郡志》就记载了元朝至正二年（1342年）中进士的虞执中（望江人）、刘祥（桐城人），至正五年（1345年）中举人的洪范（宿松人）、完律（蒙古人，在宿松寓居）、也伯先（唐兀人，寓居怀宁。唐兀人属党项，余阙即是唐兀人）、金铉（潜山人）等。《安庆府志》著录的人更多，但是都没有“状元黄信一”的踪迹。直到清康熙六十年《安庆府志》始有其名，放在《隐逸传》里，说他“少负大才，以诗文著名于时。及登第，不乐仕进，遂闲居丘壑间终老焉”。
一般来说，府、县志的人物传都是从民间搜集的资料，很多人物的资料来自家谱，府志又是综合县志的资料。况且，安庆地区大多数家谱肇修于乾隆时期，早的不过明中期，这个时间离元朝已近二百年。试想，在没有家谱的情况下，二百年后的人，如何补齐残缺的世系？只能是捕风捉影，这也就是家谱极不可信的原因。当然，一般族人是不大情愿承认家谱的虚无附会，这也可以理解。但歷史的真实不容掩饰。从江西鄱阳渡湖而来的祖先，大约相当于逃荒逃难，找到可以生存的地方便落地生根。但后人修谱时往往要加上陶渊明式的田园诗意，“先祖某某公爱是地山水之胜，遂卜居焉”，甚至牵强附会地写上“不乐仕进，隐遁泉林”，甚或还写“登进士后，不乐仕进，辞归隐居”。试问，不乐仕进，为什么去参加考试呢？总之，翻开家谱，满眼都是高风亮节的出尘之士，那劳累奔走的先民不见了踪影，这就是历史机器的美化过滤吧。很多地方文史著录的名人都是根据家谱著录的，我猜想，黄氏家谱极有可能是县志的来源，而府志采信了县志的说法，通志又直接照搬，遂至于言之凿凿。
可能太湖县的文史工作者会以为我是贬损太湖。其实，这种说自己的祖先是前朝的什么官，而“爱本地山水，遂家焉”的话，在家谱上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有。不过，一般不敢说是状元，大多说是县令、太守之类。安庆大规模修家谱在明中期以后，家谱里标榜祖先是元朝的官或进士的很多，如果细查，恐怕不止几百个。元朝的科举，给汉族的进士名额本身就不多，家谱中记载的元朝大官、进士，大多难以确信。
另外，太湖、岳西民间一直流传黄信一是进宝状元的说法，前几年还在老房子里发现了黄信一进宝的壁画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黄信一不是真正的状元，而是传说中的状元而已。
中国对科举考试是极度重视的，历代都有进士题名录，一般来说不会有错。元朝虽然没有明清那么重视文化，但是也举行过多次科举考试，为国家选了不少人才。据统计，元朝最早的一次殿试在延祐二年，此时距忽必烈灭宋近四十年。终元一代，共举行科举考试16次，分别是延祐二年（1315年）、延祐五年（1318）、至治元年（1321年）、泰定元年（1324年）、泰定四年（1327年）、天历三年（1330年）、元统元年（1333年）、至正二年（1342年）、至正五年（1345年）、至正八年（1348年）、至正十一年（1351年）、至正十四年（1354年）、至正十七年（1357年）、至正二十年（1360年）、至正二十三年（1363年）、至正二十六年（1366年）。据此可知，元顺帝元统甲戌年（1334年）根本就没有举行殿试，既然连科举考试都没有，何来状元之说？元统元年（1333年）癸酉举行过殿试，按照三年一次的惯例，下一次要等到1336年，遗憾的是，元代科举考试时断时续，下一次要在六年之后的至正二年（1342年）才又开科取士。
那么，有没有可能黄信一是元统元年（1333年）癸酉参加了考试而后代人记错了呢？元统元年的进士题名录经清代学者钱大昕、藏书家黄丕烈题记，这一科蒙古人色目人的一甲第一名是同同，第二名就是后来在安庆守城尽忠的余阙。南人一甲三人，一名李齐，二名李祁，三名罗谦。二甲十五人，三甲三十一人，查遍这一年的题名录，没有一个姓黄的，可见不是年份记错了。
再者，元代普通人的名字里多夹数字。翻阅安庆地区家谱，比比皆是。如桐城张英家谱始祖曰贵四，宿松朱书始祖曰相三，吴姓曰迁一、迁二、迁三、福七。黄信一很有可能是一个普通人的名字。宿松张氏祖道二公，谱称其父元玉公系进士，曾任平阳郡守，但平阳郡志无记，只能说明很大程度上是伪托。
那么，府、县志及江南通志为何言之凿凿说黄信一是状元呢？查明天顺六年《直隶安庆郡志》、嘉靖三十三年《安庆府志》，记载科举及职官较为详细，怎么反而会把状元遗漏掉呢？比如，《直隶安庆郡志》就记载了元朝至正二年（1342年）中进士的虞执中（望江人）、刘祥（桐城人），至正五年（1345年）中举人的洪范（宿松人）、完律（蒙古人，在宿松寓居）、也伯先（唐兀人，寓居怀宁。唐兀人属党项，余阙即是唐兀人）、金铉（潜山人）等。《安庆府志》著录的人更多，但是都没有“状元黄信一”的踪迹。直到清康熙六十年《安庆府志》始有其名，放在《隐逸传》里，说他“少负大才，以诗文著名于时。及登第，不乐仕进，遂闲居丘壑间终老焉”。
一般来说，府、县志的人物传都是从民间搜集的资料，很多人物的资料来自家谱，府志又是综合县志的资料。况且，安庆地区大多数家谱肇修于乾隆时期，早的不过明中期，这个时间离元朝已近二百年。试想，在没有家谱的情况下，二百年后的人，如何补齐残缺的世系？只能是捕风捉影，这也就是家谱极不可信的原因。当然，一般族人是不大情愿承认家谱的虚无附会，这也可以理解。但歷史的真实不容掩饰。从江西鄱阳渡湖而来的祖先，大约相当于逃荒逃难，找到可以生存的地方便落地生根。但后人修谱时往往要加上陶渊明式的田园诗意，“先祖某某公爱是地山水之胜，遂卜居焉”，甚至牵强附会地写上“不乐仕进，隐遁泉林”，甚或还写“登进士后，不乐仕进，辞归隐居”。试问，不乐仕进，为什么去参加考试呢？总之，翻开家谱，满眼都是高风亮节的出尘之士，那劳累奔走的先民不见了踪影，这就是历史机器的美化过滤吧。很多地方文史著录的名人都是根据家谱著录的，我猜想，黄氏家谱极有可能是县志的来源，而府志采信了县志的说法，通志又直接照搬，遂至于言之凿凿。
可能太湖县的文史工作者会以为我是贬损太湖。其实，这种说自己的祖先是前朝的什么官，而“爱本地山水，遂家焉”的话，在家谱上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有。不过，一般不敢说是状元，大多说是县令、太守之类。安庆大规模修家谱在明中期以后，家谱里标榜祖先是元朝的官或进士的很多，如果细查，恐怕不止几百个。元朝的科举，给汉族的进士名额本身就不多，家谱中记载的元朝大官、进士，大多难以确信。
另外，太湖、岳西民间一直流传黄信一是进宝状元的说法，前几年还在老房子里发现了黄信一进宝的壁画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黄信一不是真正的状元，而是传说中的状元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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