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学人的牛气]关于牛气的人的诗句
什么叫“范儿”？这是当下北京的俗语，有点可以意会，不可以言传的味道。京剧通天教主王瑶卿论四大名旦，说是梅兰芳的样儿；尚小云的棒儿；程砚秋的唱儿；荀慧生的浪儿。其中这个“样儿”，就有点近似于“范儿”。其实，四大名旦，都是民国产物，即使在清末已经崭露头角的，也都是到了民国，才扬名立万。没有民国宽松的文化环境，活跃的媒体，也就没有四大名旦。广义的说，就京剧而言，四大名旦也好，四大须生也罢，个个都有民国范儿。
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，但这个共和国的生存环境却不怎么样。北洋时期各个军阀混战，上千个大小军头，联甲倒乙，联乙倒甲，你打我来我打你。虽说战争烈度不大，倒戈频繁，但混乱却是经常性的。到了国民党当家，依旧是打，军头之间打，国共之间更打，一直打到抗战爆发，外面人打进来了，这才勉强罢战，大家一起跟日本人打。那个时代，跟今天不一样，还是个丛林时代，弱而大的中国，时刻面临列强的欺凌和侵略。这样的共和国，国力不强，民生凋敝，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
这样的共和国，严格地讲，是军国。无论是北洋时期，还是国民党时期，军人都是发言权最大的人物。中央的大头目是军人，各省的首长，也是军人。但是当家的军人，却都知道这个国家，是共和国，民主制度。所以，即使心不甘，情不愿，对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，大体上还是能尊重的。民国很贫穷，什么没有，但却有自由。北洋政府不管教育，国民党政府想管，也不大管得了。至于媒体，文化、艺术，大体上任由从业者随便折腾。有了自由，尽管环境恶劣，别的也可以有。
袁世凯家的孩子想进北大，北大校长说，考试面前一律平等，考就是。这是民国范儿；严修在袁世凯被免职的时候，上奏抗议，但袁世凯做了总统，几次三番邀严修入阁，无论职位多高，严修就是不答应，在民间办教育。这是民国范儿；袁世凯称帝，一败涂地，他没有把责任推给鼓噪他称帝的人，只说都怪他自己不好。这是民国范儿；直皖战争，皖系惨败。段祺瑞待在北京不走，说是责任自负，要打要杀，悉听尊便。这也是民国范儿；段祺瑞当总理，报人林白水在报上骂他“私处坟起”，段祺瑞装看不见，两者都是民国范儿；五四运动，学生上大街抵制日货，军警奉命干涉，学生比军警还横，两下都是民国范儿；拉黄包车的车夫，即使碰上城市的陌客，不多收钱，也不绕远，然而碰上五四青年，不仅不坐车，还要车夫上车他拉着，两者都是民国范儿；章士钊做教育总长，鲁迅做教育部的佥事，两个人为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吵了起来，章士钊一怒之下，免了鲁迅的职。鲁迅告到平政院，平政院审查之下，发现程序有误，总长没资格免佥事的职，责令章士钊收回成命，章士钊也就收回成命。两者也都是民国范儿。但是，刘文典做安徽大学校长，见了蔣介石不称主席，令蒋主席龙颜不悦，因而丢了校长的职位，这就只有刘文典有民国范儿，蒋介石没这个范儿。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关系密切的师生，张勋复辟，老师热心参与，学生坚决反对。从此老师大怒，发恶声断交，但在老师丧礼上，学生却情真意切地称颂老师的功业。同样，师生两个，只有梁启超一个人有民国范儿。
民国范儿就是一种教养，一种态度，一种文化，一种文人牛哄哄的劲儿。
中国人在清代，曾经经历了一个相当禁锢的岁月。从白山黑水下来的满人统治者，对理学表现了固执的喜好，官员和士大夫的私生活受到了严格限制，不许嫖娼；他们的思想也受到了严格限制，不许乱讲。蛮横的文字狱，使得文人著述，动辄获咎。士大夫的文学爱好，除了称颂拍马之外，已经没有了多少余地。学者们剩余的精力，都用在了儒家经典的考据上。满人的朝廷，甚至不许士大夫怀抱修齐治平的理想，他们能做的，只有替皇上办事。而在皇帝眼里，最好的臣子，就是会办事的办事员。这样的岁月，使得士人压抑得太久，清末，才迎来了一点政治上的解放，而进入民国，解放进入一个新的境界，不仅政治，而且精神的枷锁也被打破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民国范儿，是一种解放。
只是，民国范儿，已经成为玄宗旧事。今天说民国范儿，不过是白头宫女，闲话开元天宝事而已。经历过民国的老人，一个接一个地逝去。在还活着的少数老人身上，民国范儿即使还有孑余，也只是偶尔才能闪现。讲一个过去不久的故事：曾国藩的孙子曾昭抡，一个哈佛学化学的博士，在民国的时候，被聘为民国中央大学化学系的主任和教授。一次中央大学的校长朱家骅召集系主任开会，曾昭抡刚从实验室出来，穿着破旧的工服，坐在下面。朱家骅不认识曾昭抡，开口便问，谁是化学系的？曾昭抡答，我是。朱接着说，曾昭抡来了没有？去把曾昭抡找来！曾昭抡转身就走，走到宿舍，打起行李去了火车站。
今天，我们有些知识人，已经用没边的谄媚（见到領导的时候）和没边的狂妄，代替了过去的恭谦和牛气。手里的活儿，除了粗制滥造，就是抄袭。民国范儿，官场没有，学界没有，市场也没有，连博物馆都没有。此时此景，说点民国范儿，算是纪念，也是挽歌。
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，但这个共和国的生存环境却不怎么样。北洋时期各个军阀混战，上千个大小军头，联甲倒乙，联乙倒甲，你打我来我打你。虽说战争烈度不大，倒戈频繁，但混乱却是经常性的。到了国民党当家，依旧是打，军头之间打，国共之间更打，一直打到抗战爆发，外面人打进来了，这才勉强罢战，大家一起跟日本人打。那个时代，跟今天不一样，还是个丛林时代，弱而大的中国，时刻面临列强的欺凌和侵略。这样的共和国，国力不强，民生凋敝，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
这样的共和国，严格地讲，是军国。无论是北洋时期，还是国民党时期，军人都是发言权最大的人物。中央的大头目是军人，各省的首长，也是军人。但是当家的军人，却都知道这个国家，是共和国，民主制度。所以，即使心不甘，情不愿，对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，大体上还是能尊重的。民国很贫穷，什么没有，但却有自由。北洋政府不管教育，国民党政府想管，也不大管得了。至于媒体，文化、艺术，大体上任由从业者随便折腾。有了自由，尽管环境恶劣，别的也可以有。
袁世凯家的孩子想进北大，北大校长说，考试面前一律平等，考就是。这是民国范儿；严修在袁世凯被免职的时候，上奏抗议，但袁世凯做了总统，几次三番邀严修入阁，无论职位多高，严修就是不答应，在民间办教育。这是民国范儿；袁世凯称帝，一败涂地，他没有把责任推给鼓噪他称帝的人，只说都怪他自己不好。这是民国范儿；直皖战争，皖系惨败。段祺瑞待在北京不走，说是责任自负，要打要杀，悉听尊便。这也是民国范儿；段祺瑞当总理，报人林白水在报上骂他“私处坟起”，段祺瑞装看不见，两者都是民国范儿；五四运动，学生上大街抵制日货，军警奉命干涉，学生比军警还横，两下都是民国范儿；拉黄包车的车夫，即使碰上城市的陌客，不多收钱，也不绕远，然而碰上五四青年，不仅不坐车，还要车夫上车他拉着，两者都是民国范儿；章士钊做教育总长，鲁迅做教育部的佥事，两个人为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吵了起来，章士钊一怒之下，免了鲁迅的职。鲁迅告到平政院，平政院审查之下，发现程序有误，总长没资格免佥事的职，责令章士钊收回成命，章士钊也就收回成命。两者也都是民国范儿。但是，刘文典做安徽大学校长，见了蔣介石不称主席，令蒋主席龙颜不悦，因而丢了校长的职位，这就只有刘文典有民国范儿，蒋介石没这个范儿。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关系密切的师生，张勋复辟，老师热心参与，学生坚决反对。从此老师大怒，发恶声断交，但在老师丧礼上，学生却情真意切地称颂老师的功业。同样，师生两个，只有梁启超一个人有民国范儿。
民国范儿就是一种教养，一种态度，一种文化，一种文人牛哄哄的劲儿。
中国人在清代，曾经经历了一个相当禁锢的岁月。从白山黑水下来的满人统治者，对理学表现了固执的喜好，官员和士大夫的私生活受到了严格限制，不许嫖娼；他们的思想也受到了严格限制，不许乱讲。蛮横的文字狱，使得文人著述，动辄获咎。士大夫的文学爱好，除了称颂拍马之外，已经没有了多少余地。学者们剩余的精力，都用在了儒家经典的考据上。满人的朝廷，甚至不许士大夫怀抱修齐治平的理想，他们能做的，只有替皇上办事。而在皇帝眼里，最好的臣子，就是会办事的办事员。这样的岁月，使得士人压抑得太久，清末，才迎来了一点政治上的解放，而进入民国，解放进入一个新的境界，不仅政治，而且精神的枷锁也被打破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民国范儿，是一种解放。
只是，民国范儿，已经成为玄宗旧事。今天说民国范儿，不过是白头宫女，闲话开元天宝事而已。经历过民国的老人，一个接一个地逝去。在还活着的少数老人身上，民国范儿即使还有孑余，也只是偶尔才能闪现。讲一个过去不久的故事：曾国藩的孙子曾昭抡，一个哈佛学化学的博士，在民国的时候，被聘为民国中央大学化学系的主任和教授。一次中央大学的校长朱家骅召集系主任开会，曾昭抡刚从实验室出来，穿着破旧的工服，坐在下面。朱家骅不认识曾昭抡，开口便问，谁是化学系的？曾昭抡答，我是。朱接着说，曾昭抡来了没有？去把曾昭抡找来！曾昭抡转身就走，走到宿舍，打起行李去了火车站。
今天，我们有些知识人，已经用没边的谄媚（见到領导的时候）和没边的狂妄，代替了过去的恭谦和牛气。手里的活儿，除了粗制滥造，就是抄袭。民国范儿，官场没有，学界没有，市场也没有，连博物馆都没有。此时此景，说点民国范儿，算是纪念，也是挽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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